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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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英語：Islamic fundamentalism）被定義為穆斯林的一場復興與改革運動，其目標是回歸伊斯蘭教的初始經典（伊斯蘭教聖書）。[1]此用語常與"伊斯蘭主義"、"伊斯蘭復興主義"、"庫特布主義"、"伊斯蘭行動主義"等類似詞彙交替使用，但也因其具有貶義色彩（許多伊斯蘭學者與社會科學家認為這個用語常被政治權力用來作為一種排斥工具）而受到批評。
歸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信仰，其核心要點包含有：第一，主張應以字面意義與原典主義來詮釋伊斯蘭教的法源 - 即 "古蘭經"、"聖訓"與"聖行"，[2]第二，應全面根除穆斯林生活中具有侵蝕性的非伊斯蘭影響，第三，凡是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其社會、經濟與治理體系均應回歸伊斯蘭教的根本制度，並轉型為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1][3]
定義與描述
[编辑]"基本教義派"這個用語被某些人認為有誤導性，他們指出所有主流穆斯林都相信"古蘭經"的字面神聖起源與完美性，因此皆可被視為"基本教義派"，[4]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是一個由外來者用來描述伊斯蘭教內部認知趨勢的用語。[5]美國喬治城大學宗教研究教授約翰·埃斯波西托批評使用"伊斯蘭基本教義派"這樣的字眼，認為其性質模糊，並主張在語言學上的應用深受在西方中心主義下基督教前提的影響。根據他的說法，更合適的用語應是"伊斯蘭復興主義"與"伊斯蘭行動主義"，因為 "Tajdid"（復興）與"Islah"（改革）的傳統植根於伊斯蘭宗教史，從早期伊斯蘭世紀一直延伸至當代。後蘇聯國家在1990年代將"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作為"瓦哈比主義"的同義詞使用。[6][7]
某些20世紀的伊斯蘭教傳教者與作家有時會被冠以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之名，包括賽義德·庫特布、伊本·紹德）、阿布·阿拉·毛杜迪[8]以及伊斯拉爾·艾哈邁德。[9]瓦哈比主義運動及其由沙烏地阿拉伯提供的資金，常被描述為當代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得以普及的原因。
關於"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確切定義，以及它與"伊斯蘭主義"（或稱政治伊斯蘭）或"伊斯蘭復興主義"有何不同，各界見解不一。
- 它是伊斯蘭主義的一種形式 - 美國作者及政治分析家葛瑞姆·富勒認為，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是伊斯蘭主義中的一個子集，而非一種獨立的形式。對他而言，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是"伊斯蘭主義者當中最保守的一個分子"。其中"最嚴格的形式"有"瓦哈比主義"，有時也被稱為"薩拉菲運動"。法律對基本教義派而言是伊斯蘭教最核心的組成元素，而導致其過度強調法學，且通常是以狹隘的方式來理解。[10]法國政治科學家奧利維爾·羅伊也持類似觀點，他將"新基本教義派"（neo-fundamentalists，即當代基本教義派）描述為比早期的伊斯蘭主義者更強烈地反對所謂"西方文化的腐蝕影響"，他們避開西方服飾、領帶、笑聲、西方禮節的使用、握手與鼓掌，並對體育等類活動持勸阻而非禁止的態度，理想上將穆斯林的公共空間侷限在"家庭與清真寺"內。[11]基本教義派在這一點上已經"偏離"1970年代與1980年代伊斯蘭主義者的立場，例如阿布·阿拉·毛杜迪：
...並不避諱參加"印度教"的儀式。魯霍拉·何梅尼從未提議按照"沙里亞"（sharia，即伊斯蘭律法）的規定，給予伊朗境內的基督徒與猶太人"齊米"（即受保護民）的身份：伊朗的亞美尼亞人依然保有伊朗公民身份，被要求履行兵役並繳納與穆斯林相同的稅收，且擁有投票權（設有獨立選區）。同樣地，阿富汗伊斯蘭促進會在其章程中也宣稱，從伊斯蘭教的角度來看，雇用非穆斯林擔任專家屬於合法。[3]
- 概括性用法 - 另一位美國觀察家、負責近東事務的外交官羅伯特·佩勒特羅則持相反看法，他認為"伊斯蘭主義"是"更廣泛的基本教義派復興"中"具有政治目標"的一組子集。[12]美國歷史學家伊拉·拉皮杜斯則將"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視為"一個概括性名稱，涵蓋種類極其繁多的運動，其中有些是不寬容且排外，有些則具多元特質，有些支持科學，有些反科學，有些以虔敬信仰為主，有些以政治為主，有些是民主的，有些是專制的，有些是和平的，有些則是暴力的。[13]
- 同義詞 - 另一位美國-以色列學者馬丁·克萊默則認為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和伊斯蘭主義這兩個用語之間幾乎沒區別（至少在美國國內的用法中）：" 就所有實際用途而言，'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與'伊斯蘭主義'在當代美國的用法中已成為同義詞。" [14]
- 經典字面主義 - 根據另一位美國學者納塔娜·德隆-巴斯的說法，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一詞在當代的應用，是指那些不僅尋求"回歸原始經典"，且僅對這些經典進行"字面解釋"的穆斯林。[2]
- 在伊斯蘭律法中使用"伊智提哈德（伊斯蘭教法的專有名詞，形容單獨詮釋法源（古蘭經和聖行）來作出法律裁決的進程）" - 根據學者約翰·埃斯波西托的觀點，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相信"重新開啟"伊智提哈德（在遜尼派律法中用於達成法律裁決的"獨立推理") 之門。[15]
與伊斯蘭主義的差異
[编辑]根據奧利維爾·羅伊的說法，"基本教義派"與"伊斯蘭主義"（或至少是1990年代以前的伊斯蘭主義）之間的區別存在於以下領域：
- 政治與經濟。伊斯蘭主義者經常談論"革命"，且他們相信"社會只能透過社會與政治行動來進行伊斯蘭化：必須走出清真寺..."。而基本教義派主要對伊斯蘭教的實踐感興趣，對"現代性或西方政治經濟模型"較不感興趣，且較不願意與非穆斯林往來。[16]
- 伊斯蘭教法。雖然伊斯蘭主義者與基本教義派都致力於執行伊斯蘭教法，但伊斯蘭主義者"傾向於將其視為一項整政治工程（project），而非一套法律彙編（corpus）"。[17]
- 女性議題。"伊斯蘭主義者通常傾向於支持女性受教育及其在社會與政治生活中的參與：伊斯蘭主義女性會參與抗爭、學習並擁有工作權，但必須穿著查多（覆蓋全身披風）。伊斯蘭主義團體中包含女性協會。"相較之下，基本教義派宣揚女性應回歸家庭，而伊斯蘭主義則認為只要"在公共場合實施性別隔離"便已足夠。[18]
- 在巴基斯坦任教的政治社會學教授胡斯努爾·阿明（Husnul Amin）在其著作中透過提及這些運動內部的多元性，強調伊斯蘭社會運動中的多樣性與差異性。[19]
伊朗裔美國中東歷史學家葉爾萬德·阿布拉哈米安曾專門撰寫一本著作-"何梅尼主義：論伊斯蘭共和國（Khomeinism: Essays on the Islamic Republic）"，探討為何伊朗革命領袖大阿亞圖拉魯霍拉·何梅尼不是基本教義派，而是民粹主義者，並稱"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一詞總體而言"不僅令人困惑，且具有誤導性，甚至是完全錯誤的"。他指出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何梅尼的支持者因為"在波斯語或阿拉伯語中找不到與'fundamentalist'對應的詞彙"，於是"自豪地創造一個新字'bonyadegar'，在字面上直接翻譯英文'fundamental-ist而來"。[20]
與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差異
[编辑]根據美國中東史學家與伊斯蘭學者柏納·路易斯（卒於2018年）的觀點，"基督教基本教義派"與"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之間的差異有：[21]
在西方用法中，這些詞彙（'復興主義'與'基本教義派'）具有相當特定的內涵。它們暗示某種特定類型的宗教性 - 情感化甚至是感傷的、非理智的，甚至可能是反理智的、且通常是不關心政治甚至反政治的。基本教義派反對自由主義神學與聖經批判，並支持回歸基本原則 - 即回歸神聖且無誤的經典文本。對於所謂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來說，這些從來都不是爭議所在。自由主義神學迄今在伊斯蘭教中尚未取得太大進展，且古蘭經的神聖性與無誤性仍是此信仰的核心教條... ，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與其基督教同名者（基本教義派）不同，不僅沒擱置，反而擁護其信仰中大部分的後經典經院傳統，無論是在神學還是律法層面上。
類型
[编辑]傳統上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至少在遜尼派穆斯林中）傾向於分為"傳統主義者"（教條主義者）與"改革主義者"（原典主義者）兩大趨勢：
- 傳統主義者（教條主義者） 接受伊斯蘭初"文本"（即"古蘭經"與"聖行"）與其註釋之間的"延續性"。傳統主義者將"仿效"（taqlid，即遵循前人的判例）視為"基本原則"，接受前人的說法並拒絕創新（bidah）。他們追隨四大宗教法學派之一（沙斐儀派、馬立克派、哈乃斐派、罕百里派）。他們對伊斯蘭教法的看法本質上是法律主義的，並用於界定宗教上的對錯，以達成"勸善戒惡"的目標。傳統主義者有時與大眾化的蘇非主義形式有關，例如巴基斯坦的"巴列維學派"。"[22]
- "改革主義者"（原典主義者）（"Reformist" / Originalists）基本教義派則相反，他們"批評傳統、註釋與地方性的信仰慣例（如馬拉布特主義"、聖徒崇拜）、"偏差行為與迷信"。其目標是透過回歸"古蘭經"與"聖行"來淨化伊斯蘭教。此類在18世紀的代表人物有印度的沙阿·瓦利烏拉·德拉維與阿拉伯半島的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這種改革主義通常是"為回應外部威脅而發展出來的"，例如"印度教對伊斯蘭教的影響"。"薩拉菲運動"於19世紀末傳遍阿拉伯國家，"標誌著基本教義派與伊斯蘭主義之間的一個階段（這場改革運動讓伊斯蘭教從一種個人修行的信仰（基本教義派）演變成一種社會政治的藍圖（伊斯蘭主義）"。[22]早期薩拉菲運動的重要學者穆罕默德·拉希德·里達（生卒年份1865–1935年）認為早期穆斯林世代（祖先）的勝利是上主對其虔誠追隨的獎賞，並將當代穆斯林的衰落歸咎於四大因素：i) 歐洲帝國主義 ii) 西方哲學 iii) 忽視正確的伊斯蘭信仰實踐 iv) 拉菲迪（義為拒絕者，指什葉派）教義。[23]
爭議
[编辑]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用語的批評
[编辑]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用語受到伯納德·路易斯、哈立德·阿布·埃爾·法德爾（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院教授）、伊萊·伯曼教授（1960年生）以及約翰·埃斯波西托等人的批評。許多人提議以其他用語來取代，例如"清教徒式"（puritanical）、"伊斯蘭復興主義"或"行動主義"，以及 "極端伊斯蘭"（radical Islam）。路易斯為一名卓越的伊斯蘭歷史學家，認為"此用語的使用已經確立,且必須被接受"：
這仍令人遺憾且可能具有誤導性。"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list）是一個基督教用語。它似乎是在上個世紀初開始使用的，指的是某些新教教會與組織，更具體地說，是那些堅持"聖經"具有字面神聖起源與無誤性的群體。他們（基本教義派者）在這一點上反對自由主義與現代主義神學家，後者傾向於對經文持有更具批判性與歷史觀的看法。在穆斯林神學家當中，迄今尚未出現對"古蘭經"的這種自由主義或現代主義處理方式，且所有的穆斯林在對待"古蘭經"文本的態度上，至少在原則上都是基本教義派。所謂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與其他穆斯林、甚至與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的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與法律主義（legalism）。他們不僅以"古蘭經"為基礎，還以先知的"聖訓"以及流傳下來的神學與法律知識全集為基礎。[24]
約翰·埃斯波西托批評此用語與"政治積極主義、極端主義、狂熱主義、恐怖主義以及反美主義"的聯想，並表示："我更傾向於使用'伊斯蘭復興主義'與'伊斯蘭行動主義'等詞彙。"[25]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哈立德·阿布·埃爾·法德爾同樣是那些被稱為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人士的批評者，他也指出此用語的缺陷，因為：
許多自由派、進步派或溫和派穆斯林會稱自己為'usulis'（即基本教義者），而不認為這帶有負面涵義。在伊斯蘭語境下，將某些群體那種狂熱的還原論與狹隘的字面主義描述為'清教徒式'（這個用語在西方會喚起特定的歷史經驗），會顯得更有意義。"[26]
伊萊·伯曼主張，對於從穆斯林兄弟會開始、許多出現於1920年代以後的運動而言，"激進伊斯蘭"是一個更恰當的稱呼。這是因為這些運動被視為在實踐一種"前所未有的極端主義"，它們並不具備回歸歷史基本教義的資格。[27]
辯護
[编辑]相比之下，美國美國法律學者與作家安東尼·J·丹尼斯（Anthony J. Dennis）接受此用語的廣泛使用及其相關性，並稱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在今日不僅為一種宗教，更是一場世界性的運動"。他指出運動中社交、宗教與政治目標相互交織，並表示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值得從世俗角度出發，作為一種革命意識形態，而受到嚴肅的研究與討論"。[28]
兩位20世紀於阿拉伯世界具影響力的思想家 - 敘利亞哲學家薩迪克·賈拉勒·阿茲姆與埃及哲學家哈桑·哈納菲也為此用語的使用提出辯護。阿茲姆在調查新伊斯蘭運動的教義時，發現其內容包含"立即回歸伊斯蘭的'基礎'與'根本'... 在我看來，將這些伊斯蘭運動稱為'基本教義派'（且是在此用語的強烈意義上）是相當合理、精確且正確的"。[29]哈桑·哈納菲也提出相同的結論："很難找到比西方近期使用的'基本教義派'更合適的用語，來涵蓋我們所說的伊斯蘭覺醒或復興的意義"。[30]
研究
[编辑]芝加哥大學於1988年在美國文理科學院支持下，啟動"基本教義派研究計畫"（The Fundamentalism Project），致力於研究世界主要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佛教與儒家）中的基本教義派。此項計畫將基本教義派定義為"處於困境中的信徒所用的一種方法或一套策略，藉此試圖透過選擇性地檢索來自神聖過去的教義、信仰與實踐，來保護他們作為一個民族或群體的獨特身份"。[31]柏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2013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在歐洲穆斯林中非常普遍，大多數人認為宗教規範比公民法律更重要，且四分之三的人拒絕伊斯蘭教內部的宗教多元化。[32]根據最新研究，部分生活在歐洲的穆斯林認為西方政府對作為其身分認同支柱的伊斯蘭教，抱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敵意。然而，這種觀感在"伊斯蘭國（ISIS）"出現後已顯著下降，在年輕且受過高等教育的歐洲穆斯林群體中尤為明顯。[33]
運動起源
[编辑]現代伊斯蘭基本教義派運動起源於19世紀末。[34]根據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生於1930年）的說法，伊斯蘭世界在19世紀後期經歷歐洲思想、價值觀與思維的湧入。穆斯林世界的思想家對現代性產生三種主要的反應方式。
第一類是以米爾扎·阿卡·汗·凱爾馬尼（伊朗思想改革者，生卒年份1854-1896/97年）、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土耳其國父）等人為代表的"世俗主義者"，他們認為伊斯蘭教應為穆斯林的落後負責，因而逐漸放棄宗教並採納西方思想。同時，以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布都為首的"現代主義者"，主張透過改革與現代性達成和解，同時強調對基本伊斯蘭理想的堅持。第三股思潮即廣為人知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由阿拉伯世界的默罕默德·拉希德·里達與南亞的阿布·阿拉·毛杜迪所開創，他們斷言伊斯蘭教適用於所有時代，且必須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們將穆罕默德及其同伴的時代理想化，並尋求恢復其"純潔性"與早期的伊斯蘭力量。對他們而言，伊斯蘭世界的經濟、政治與軍事問題，皆源於穆斯林疏於嚴格遵守"伊斯蘭教法"的緣故。[35]
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發展軌跡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的"原始基本教義派"出現於19世紀末，背景是針對西方殖民猛烈衝擊的反彈。其主要代表包括南亞"聖訓派"（Ahl-i Hadith）運動的烏理瑪，以及阿拉伯"薩拉菲運動"的宗教復興主義者與各種反殖民思潮。這些反殖民的宗教活動人士由兩大派系組成：堅持經文宗教論述的"恢復主義者"（restorationists），以及主張採納西方理想與制度的"現代主義者"。敘利亞-埃及薩拉菲學者賽義德·拉希德·里達的努力，標誌著從"原始基本教義派"向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第二階段的轉變。[36]里達成為首位全面闡述現代版本"伊斯蘭國家"基本原則的重要神學家，而這些教義隨後被後世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廣泛採納。[37]興起於18世紀的阿拉伯基本教義運動"瓦哈比運動"，也在19與20世紀期間獲得動力並廣為傳播。[38]
拉希德·里達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深受13世紀罕百里派神學家伊本·泰米葉的罕百里派清教徒式與復興主義教義，以及"瓦哈比運動"的影響，開始熱烈發起反對西方影響與現代主義思想的運動。[39]里達被廣泛視為"薩拉菲運動"的精神教父，他的思想標誌著伊斯蘭基本教義派運動的興起。他透過經營約35年之久的早期伊斯蘭期刊"燈塔"（Al-Manar）來宣揚基本教義派的主張，並在第一次大戰後推廣其"伊斯蘭國家"政治理論，將其作為對抗日益增長的世俗主義與民族主義浪潮的替代模式。[40]受到里達在鄂圖曼哈里發制度遭到廢除後，主張建立伊斯蘭國家的思想影響，諸如"穆斯林兄弟會"與"伊斯蘭大會黨"等大眾伊斯蘭主義運動在兩次大戰之間扛起基本教義派的旗幟。兄弟會將薩拉菲的信息納入一套全面的政治綱領中，而伊斯蘭大會黨則構想一場針對西方影響與文化的全面戰鬥。這些運動將宗教與政治融為一體，奠定當代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基調。[41]
下一階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去殖民化時代出現，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在此期間遭到威權政權的迫害並走向激進化。埃及伊斯蘭主義學者賽義德·庫特布的論著是這種激進新學說的縮影，他在書中主張當代的穆斯林社會也已墮入蒙昧時代狀態（即前伊斯蘭時期的蒙昧/野蠻狀態，激進派便認為對其發動聖戰或推翻政權屬於合法）。許多先鋒團體受到庫特布的影響應運而生，他們在對抗"叛教"政權的鬥爭中轉向暴力與恐怖手段。在伊朗，何梅尼的"法基赫的監護"（認為伊斯蘭教將管治者的職務賦予法基赫（教法學家）履行天命和監護所需者）學說，與伊朗學者阿里·沙里亞蒂對"古蘭經"的現代主義社會重新詮釋相結合，形成一種激進的什葉派論述，並構成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意識形態基礎。[41]
一些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成員國政府，特別是美國與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期間，發起一系列秘密與公開的行動，以鼓勵並強化中東與南亞的基本教義派團體。這些團體被視為抵禦蘇聯潛在擴張的屏障，同時也是對抗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制衡力量，因為後者被認為威脅到西方國家的利益。[42][43][44]到1970年代，伊斯蘭主義者已成為支持親美政權（如埃及）的重要盟友。然而部分基本教義派團體到1970年代後期已走向軍事化，進而對現有政權構成威脅並導致政權更迭。伊朗王權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中倒台與何梅尼崛起，是這一轉變最顯著的標誌之一。[45]基本教義派勢力隨後在阿爾及利亞引發內戰，在埃及導向近乎內戰的局勢，並進而瓦解蘇聯對阿富汗的軍事佔領。[46]
沙烏地阿拉伯的實際統治者穆罕默德·賓·沙爾曼在2018年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表示薩拉菲運動與瓦哈比主義運動的國際傳播"植根於冷戰時期，當時盟友要求沙烏地阿拉伯利用其資源，防止蘇聯滲透進入穆斯林國家"。[47]根據某些估計，沙烏地阿拉伯在1960年代至2016年間已投入超過1,000億美元，資助全球各地的學校與清真寺，使命是傳播清教徒式的瓦哈比派伊斯蘭教。[48]根據保加利亞裔美國籍的資深安全分析師、地緣政治專家亞歷克斯·亞歷克謝夫（Alex Alexiev）的說法，國際傳播薩拉菲主義與瓦哈比主義的動力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全球宣傳運動" ，[49]美國作家及新聞工作者大衛·A·卡普蘭則形容其"讓冷戰高峰時期的蘇聯宣傳努力相形見絀"。[50]歐洲議會於2013年將瓦哈比主義認定為全球恐怖主義的主要來源。[51]
在當代，"基本教義派"一詞通常被用來指稱這些激進的伊斯蘭主義先鋒。雖然像伊扎克·魏斯曼這樣的以色列歷史學家認為，將他們描述為基本教義派的"激進分支"會更為精確。奧薩瑪·賓·拉登與"蓋達組織"屬於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第四階段，即廣為人知的"薩拉菲聖戰主義"。這場運動自21世紀之交以來，致力於將對抗"不信道者"（infidelity）的戰鬥推向國際級規模。[41]
穆斯林群體內部對基本教義派持反對或批判意見的人，經常將現代基本教義運動與7世紀的"哈瓦利吉派"宗派進行類比。哈瓦利吉派從其本質上的政治立場出發，發展出極端教義，使他們與主流的遜尼派及什葉派穆斯林區隔開。哈瓦利吉派尤其以採取激進，稱呼伊斯蘭其他教派為"塔克菲里"（即宣判他人為叛教者）的手段而聞名。他們藉此宣佈其他穆斯林為不信道者，且認為他們應被處死。[52][53][54]
目標
[编辑]對文本的詮釋
[编辑]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或至少是其中的"改革主義"基本教義派，認為伊斯蘭教是以"古蘭經"、"聖訓"與"聖行"為基礎，並"批評傳統、註釋、大眾宗教實踐（如馬拉布特主義、聖徒崇拜）、偏差行為與迷信。他們的目標是回歸初始文本。"[22]堅持這一傾向的個人代表包含有18世紀印度的沙阿·瓦利烏拉·德拉維以及阿拉伯半島的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22]這種觀點在今日通常與"薩拉菲主義"聯繫在一起。
社會與政治
[编辑]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與其他基本教義派運動的追隨者一樣，[55]也持有一種觀點，認為世界上的問題皆源於世俗主義的影響。
一些伊斯蘭學者（例如敘利亞裔德國政治科學教授巴薩姆·蒂比）認為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實際上並非"傳統主義者"，與其自身宣稱的信息相反。巴薩姆·蒂比提到一些基本教義派人士發佈的"伊斯蘭教令"，例如有一教令聲稱："凡是要求暫停實行伊斯蘭教法的穆斯林皆為叛教者，且可被處死。殺害這些叛教者的行為在伊斯蘭法律下不受起訴，因為這種殺戮是正當的"。巴薩姆·蒂比認為這類主張已經超出"古蘭經"的範圍，且缺乏其支持。他斷言："下令殺害具備理性的穆斯林是非伊斯蘭的，這是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所發明"。[56][57]
與世俗國家的衝突
[编辑]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對伊斯蘭教法與"伊斯蘭國家"的追求，已與世俗、民主國家的觀念產生衝突，例如國際支持的"世界人權宣言"。安東尼·J·丹尼斯指出："西方與伊斯蘭對國家、個人與社會的願景不僅存在分歧，而且往往完全對立。"[58]基本教義派穆斯林所反對的人權項目[59]包含有：
- 免於穆塔韋（伊斯蘭宗教警察）干預的自由
- 男女平等問題[60]（因此基本教義派穆斯林並非女性主義者）
- 政教分離[61]
- 言論自由[62]
- 宗教自由[63][64][65][66][67][68][69]
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國家
[编辑]發生於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被視為是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取得的一大勝利。[70][71][72]沙烏地阿拉伯在很大程度上也依據基本教義派原則進行治理（參見"瓦哈比主義"），[73]但德國政治家及學者約翰內斯·J·G·詹森對此持不同意見，他認為沙烏地阿拉伯更接近一個"新傳統主義"（neo-traditional）穆斯林國家，在其體系中，行政長官與神職人員之間存在權力分立。[74]詹森指出，相較下，何梅尼是透過主張建立一種將最高權力掌握在"烏理瑪"手中的伊斯蘭政府體制（參見"法基赫的監護"）而掌權。[75]與伊朗治理形式相似的是阿富汗，目前該國權力同樣歸屬於神職人員。
雖然沙烏地阿拉伯的治理方式類似於伊斯蘭歷史中的新傳統主義潮流，但伊朗與阿富汗的治理形式則更趨向於早期"正統哈里發時期（四大哈里發時期）"，即由具備宗教知識的人士統治國家。[76]
人權爭議
[编辑]一些被認為或自稱為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國家與運動，其人權紀錄長期受到國際組織的批評。即便在未被視為基本教義派的穆斯林國家，對國際人權法的接受度也相對有限。美國法學教授安·伊莉莎白·梅耶寫道，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國家即便採用仿效歐洲體系的法律，仍受到伊斯蘭規範與伊斯蘭教法訓誡的影響，進而與國際人權法產生衝突。根據梅耶的觀點，衝突點包含有：刑事程序的嚴重缺失、導致巨大痛苦的嚴厲刑罰、對女性及非穆斯林的歧視，以及禁止放棄伊斯蘭信仰。
代表所有穆斯林佔多數國家的伊斯蘭合作組織（OIC）在沙烏地阿拉伯領導下，於1990年通過《開羅伊斯蘭人權宣言》，宣言與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UDHR）有顯著分歧。《開羅宣言》缺乏對民主原則、宗教自由保護、結社自由與新聞自由的規定，也未提及權利平等與受法律平等保護的保障。它還規定"本宣言所載之所有權利與自由，均須受制於伊斯蘭教法" 。[77]
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國家在《開羅宣言》通過之前對《世界人權宣言》的接受度已多年處於有限狀態。例如伊朗駐聯合國代表賽義德·拉賈伊·霍拉薩尼（Said Raja'i Khorasani）於1984年面對人權侵犯的指控，曾表示：
"[伊朗]除伊斯蘭法律之外，不承認任何權威……國際組織中凡是與伊斯蘭教相違背的公約、宣言、決議或決定，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均不具效力……《世界人權宣言》代表的是對猶太-基督教傳統的世俗理解，穆斯林無法執行，且該宣言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所認可的價值體系不符。因此，本國將毫不猶豫地違反其規定。"[77]
這些無論在理論還是執行上的背離，導致大量受到國際人權組織批評的做法與案例。具體範例可參閱：伊朗人權狀況、沙烏地阿拉伯人權狀況，以及塔利班對待女性的方式。
民意調查
[编辑]- 《紐約時報》所辦理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33%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穆斯林比其他公民更"同情恐怖分子"。比利時學者里克·庫爾薩特將此解析為：這顯示針對美國穆斯林群體的高度不信任。[78]《紐約時報》是在名為Park51開發計畫案爭議事件期間進行調查。時報稱調查結果"令人震驚"，分析數據顯示美國人對美國穆斯林抱有極高的不信任感，且對Park51建案持強烈的反對態度。[79]
《新共和》（週刊）雜誌則表示不信任《紐約時報》所做的這項民調，並認為實際數字應高於33%。週刊進一步指出，紐約人展現出極大的包容力。如果連紐約當地有33%的比例，那麼"比起高譚市（紐約市）當地人，那些非紐約籍的美國同胞們，其偏見與思想扭曲的程度顯然要更深得多（即：如果連相對開放的紐約都無法倖免於偏見，那麼美國其他地區的保守與排外情緒恐怕更為嚴重。）。" [80]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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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4月23日伊拉克自杀式袭击
- 穆哈吉倫，一個曾活躍於英國、主張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與極端主義的非法組織。
- 安瓦爾·奧拉基，一名在美國出生的葉門裔伊斯蘭教士，同時也是基地組織葉門分支的首領。
- 強迫皈依#伊斯蘭教
- 印度教恐怖主義
- 印度教性
- 印度教民族主義
- 伊斯蘭教與暴力
- 伊斯蘭極端主義
- 伊斯蘭宗教警察
- 宗教排外主義#伊斯蘭教
- 伊斯蘭恐怖主義
- 莫娜·馬赫穆德尼扎德，伊朗的巴哈伊信仰教徒，於1983年與其他9名巴哈伊教徒一起被判處死刑。
- 塔基·亞茲迪，伊朗什葉派學者、政治理論家和哲學家，曾擔任伊斯蘭革命穩定陣線的精神領袖，原專家會議成員。
- 倫敦穆斯林巡邏隊事件，指的是 2013 年至 2014 年間，倫敦東部出現的非官方激進組織。
- 針對印度穆斯林的暴力行為
- 薩拉菲運動
- 瓦哈比派
- 迪奧班德學派
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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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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